2000-02-01

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张蕴岭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家估计，可能需要三五年才能恢复过来；现在经过两年就已经走出了危机。受危机影响较严重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印度尼西亚在选举后经济形势稳定，1999年第三季度经济开始回升。新世纪，多数专家估计，亚洲经济将会进一步稳定发展，比以前要好。

　　1998年年底我们预测时，一般都估计美国经济1999年可能略有下降，但是，到年度情况看，却比原来估计的要好。2000年的美国经济发展可能比1999年略有下降，但是普遍看法是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欧洲经济起码保持现状或比1999年略好一些。美国与欧洲经济的好坏对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影响很大。

　　日本经济1999年从较长时期的负增长到正增长，约在0．5-0．6%之间；2000年估计能达到1％左右。2000年，韩国经济可能有所下降，不会像1999年增长的那样快。

　　亚洲经济恢复较快的原因：1．政府开支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传统金融危机的最初药方是缩减政府开支，但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公共债务，而是私人债务；所以，要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带动经济的回升。2．美国经济出入意料地好，消费的增长刺激了进口，亚洲国家出口明显增加；危机前大幅度的出口价格下跌没有发生，反而稍有上升，如由于受台湾地震影响，电子产品价格上升。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都受益于出口的拉动。3．国际与亚洲地区所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地区注入了大约1200亿美元的基金，日本也提供了3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同时还对受危机严重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筹资实行了担保，债务重新安排等。这些措施使得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信心比较迅速地恢复，流动资金增加，1998年净流入70多亿美元，1999年超过了300亿美元。东亚经济的恢复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与推动作用。

　　经济增长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并非长久之计。国际上一般连续三四年增大政府赤字，也就难以为继了；目前，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增长很快。政府拉动型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该由企业结构调整与创新的事情，被延缓或掩盖了，企业结构调整后推，将对以后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出口结构导向，产品过分集中，价格大幅度下跌，贸易收益下降，国际收支赤字恶化，货币市场的稳定因素受到削弱。现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没有较大改变，有可能将来市场变动，依靠原有结构推动增长将仍会受到不利的影响，所以，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同时，银行坏账继续增加，银行惜贷，企业结构调整得不到新资金的支持，也是亚洲地区中长期经济回升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们面临着机会与挑战。从1999年开始，以美国为先导的发达国家利用积累了几十年的新产业、新技术转向数字信息的新经济，确实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这种转变对未来有两大影响：其一，这对经济结构、经营方式和经营体制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如网上交易估计在两三年之内在较大程度上替代传统经济贸易方式，这种改变对于原来的生产、经营渠道都会加以改变；甚至使整个银行系统发生巨大变化。其二，经济结构大规模的调整。我最近在日本发现，虽然他们目前还很困难，但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整个银行、金融系统的大规模改造，估计到2002年或2003年，将光缆连通每个家庭，真正实现家庭金融方式与电子交易手段为中心的改变。据报道，美国在向数字经济转变的过程中，2006年，将完全停止模拟电视的生产与实用，如果我国还设计将来向其市场大量出口的这种电视，那只有五六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机会，发达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他们传统的生产都要向外转移，第一轮的转移主要是东南亚，目前造成东南亚大规模传统生产过剩；这一轮有可能是中国，在接受这个机会的同时也将承担存在的风险。1999年底，索尼的董事会首次移到中国来开，韩国的一家公司董事会也在中国召开，还有其他几家国际大企业的董事会也欲移到中国，他们都盯上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如果我国企业引进投资的设计模式是国内或发展中国家为市场的话，那至少有10年左右的市场机会，如果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市场，企业将要非常小心地把握这个机会。亚洲四小龙是利用第一次发达国家制造业结构的转移发展起来的，我国与东盟实际上只是利用这一转移的延续；现在又出现了通过数字信息化实现的更直接的转移，风险较高，如果利用得好，将比四小龙更加成功，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有可能大幅度地跳上一个新台阶。

　　不仅经济结构的调整，体制的调整也将刻不容缓。创新经济、创意经济等等的新东西都在发展，这需要一个良好而灵活体制保证。这种体制表现为两种趋势，一个是大的趋势，通过无国籍的合并、协作与合作，即大公司与大公司的联合，来保留足够的市场份额；另一结构调整就是分散化，进一步地放宽管制体制，即经济地区与结构的非集中化。目前，美国的硅谷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新电子产品的中心了，而我国在这方面仿佛慢了一拍，仍过份把中关村当作一个中心来搞。当前，根据新经济特点的实际变化，搞小型化、分散化则也是正确的。有人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60％，这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影响了市场化。新经济实际上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政府应该进一步放松管制，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而不是一个指导。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一个由政府，银行与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缺陷，导致大量不计成本的国际化战略决策失误。这都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特别是企业家要关注这种新的变化。目前新的挑战是，银行的作用需要大幅度调整，日本的金融危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银行体制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它的投资90％是靠银行的间接投资，这就承担着极大的风险。美国从70年代就逐渐地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即股票、债券市场的投资，所以它70％的投资是直接投资。这样，银行就避免了债务的危机，金融风险就被分散了。电子化交易与网上交易会进一步大幅度改变银行在经济金融进程中的运行方式，三五年后，银行在金融体制中会发生巨大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银行的开放，更重要的是筹资方式的变化。

　　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很大，但是它也承担了世界部分地区的出口压力，据说1999年有可能出现1400亿的财政黑字。美国今后几年，肯定将调整贸易赤字，在这个过程中，目前我国的出口模式肯定会受到限制与影响，所以，要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出口导向，结构调整得快，就会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的优势在于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要坚持两条脚走路，同时发展两个市场，就可能为我国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与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我国之大，不同的地区、企业差别很大，不可能要求同一模式。对外投资，面向世界市场，走国际化道路当然好，但也不一定所有企业都能搞，特别是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丹麦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它的产品小，专做零部件，但很多产品在世界市场畅销，某些产品甚至占有95％的市场份额。我国的中小企业应当实行这种发展战略。